说起刀耕火种，很多人的脑海里会浮现出一幕远古洪荒的景象，一群人身穿兽皮、衣不遮体，它们挥舞着大刀长矛，砍树放火，然后用根木头锥子在地里扎眼，随便撒点种子，不耕地、不施肥、不除草……，与之相关联的是落后、野蛮、愚昧、生产力低下之类不大好的词。当环保、生态之类的话语进入主流意识形态之后，刀耕火种又被作为破坏环境的因素之一而遭挞伐。“一面刀耕火种，一面青山常绿。”可以称之为一种比较进货的方式。） 西盟的佤族，或者怒江流域的怒族、独龙族，他们的刀耕火种已经有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，如果这种生存方式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，按照进化论的观点，早就被自然淘汰掉了！

刀耕火种

最典型的刀耕火种形态称之为“无轮作轮歇类型”，一块地只种一季就抛荒休闲，休闲期长达十年左右，这种类型的地被很多民族称为“懒活地”，意思是不需要怎么费尽儿，就可以获得收成，所以是各个民族的首选。只是在人口增加，土地不够的情况下，才会出现“轮作轮歇类型”。刀耕火种并不是在原始森林里漫无目的地放火烧荒，而是有着长时段的精心规划。所以这种农业方式还要有相关的社会制度予以保证。比如，他们会以村寨为单位，把全村的懒活地分成比如十份，这样才能一年种一份，十年一轮回。在正常情况下，所烧的也不是原始森林，而是他们的“地”。山民们在当值的山地砍树、烧荒、播种、收获，每项工序都有传统的规则。比如烧火前要清理防火道，专人把守，以免山火越界。砍树时大树留桩，小树留根，以便来年春风吹又生。

烧荒有很多好处。云南的红土多为酸性，草木灰为碱性，可以改良土壤。大火把草籽和虫卵烧熟，几乎不需要除草治虫。所谓刀耕只是一种象征的说法，如果真的耕了，反而没有好处。因为深耕会把草木灰埋到下面，并把土壤深处的虫卵和草籽翻上来。烧地的时机也是专门的学问。烧晚了会误农时，烧早了不能马上播种，反而让杂草得到机会。一块地又砍又烧，只种一年，外人会觉得可惜。耕种时间越短，树根就越容易复生，植被越容易恢复，水土流失越少。每年新烧的都是已经恢复了近十年的懒活地，可以保证地力常新。这样，山民总是有地可以种，有山林可供采集狩猎，与自然形成良性的循环、

种地也是学问，很多民族实施着不同的套种方案，一块地里既有空中吊的（陆稻、豆、粟等），又有地面爬的（南瓜等），还有地下钻的（山药等），多达十几种甚至几十种，充分地利用了阳光和土地。故又称“百宝地”。尹先生指出，百宝地远比固定耕地的综合收益要高，同时所需的工时要比轮作的锄耕和犁耕田要少一半儿，主要省在除草和杀虫上。所以，这种生产方式是山民主动选择结果。只有在耕地不足的情况下，才不得不采用轮耕的方式。在尹先生看来，刀耕、锄耕和犁耕并不是三种不同发展阶段的农业方式，而是三种不同场合的农业方式。后两者并不比刀耕火种先进，反而是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结果。

很多民族都知道在懒活地里种植水冬瓜树，水冬瓜树是一种速生树种，落叶多，并有根瘤菌可以固氮，有利于土地加强肥力。西盟佤族是在粮食收割播散树种，盈江卡场的景颇族是将树籽与陆稻种子同时撒播，怒江的独龙族和怒族则是栽种树苗。这种丰富的多样性表明，刀耕火种并非是由于愚昧无知，恰恰是对于其所生存的自然有着深厚的“知”。

中国依然拥有传统尚存的地区。作为一个国家，如果没有能力保护这些传统，是一种耻辱。强行把这些地区拉入到工业文明体系中，无异于把古董用做了劈柴。这些依然存活的文化遗产不仅是我们今天的财富，它们对于未来人类的价值，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。一方面，我们得以从中学习传统的生存智慧，那种利用本地资源获得可持续的生存，并且获得快乐的生存的智慧。另一方面，当日疯一日的工业文明体系崩溃的时候，那里才是人类文明最为可能的方舟，也最有可能成为人类新文明的星星火种。[